《太上感應篇》作為一部道教經(jīng)典，它所闡揚的入世行善以求長生乃至成仙的理論，使積善成仙這一修持法門得以流行推廣，從而便利民眾修道。該典籍含攝了儒、道兩家的主流思想，最大限度地擴充社會的行善群體，促進了人間善業(yè)的發(fā)展?！短细袘纷鳛橐槐镜赖滦袨槭謨裕又鋵Α爸T惡莫作、眾善奉行”的提倡，更是對當今創(chuàng)和諧社會的實踐與完成有積極明確的指導作用。

　　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又稱《感應篇》，它成書于我國北宋末年，其作者李昌齡。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，全文僅1274個字。該道經(jīng)由道教基本理念、封建倫理道德規(guī)范、善惡報應說這三大素材結(jié)合而成，是三教合流較為成熟的產(chǎn)物?！短细袘芬蚱渲缺妒芄沤裰型獗姸鄬W者的評注，然而他們多為考究該經(jīng)的形成淵源或文本特征。

　　一、推廣積善法門便利民眾修道

　　縱觀宋以前的修仙法門大致有以下情形：先秦時期主要以“養(yǎng)神”、“服氣”、“煉氣”、“餌藥”、“祀禱”方法求“羽化而登仙”。至秦始皇及漢武帝，人們既貴長生不死藥，亦重壇場禱祀。其后《太平經(jīng)》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門。東漢張陵五斗米道重視符箓咒語。東晉《上清經(jīng)》則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，及存守腦部九宮之“雄一”、“雌一”。先秦至唐，人們多重視外丹，即以礦物、植物等為材料，煉化成上、中、下三種藥物（多以黃白為大藥），欲借外在藥物來改變自身體質(zhì)，去除肉質(zhì)凡胎而達長生、成仙。但因服食外丹有較大副作用，唐末人們改而修煉內(nèi)丹。內(nèi)丹即用導引吐納、避谷食氣等方法，以人身上、中、下丹田為鼎爐，煉化后天的精、氣、神，使其轉(zhuǎn)與先天的元精、元氣、元神合為一體，以求長生、升仙。

　　《太上感應篇》當然也談長生求仙，然絕口不提修煉、服食、導引、符箓，而只言：“凡人有過，大則奪紀，小則奪算。其過大小，有數(shù)百事，欲求長生者，先須避之。”“欲求天仙者，當立一千三百善；欲求地仙者，當立三百善?！彪m然早在《太平經(jīng)》就認為，天地之間，壽最為善，積德行善乃長壽升天的要道。也盡管積善成仙說是先由西晉葛洪《抱樸子內(nèi)篇》提出進而被《太上感應篇》所吸收的，但積善成仙的修道法門卻是隨著《太上感應篇》的問世與流行，才逐漸受人們重視并踐行的。宋代以降，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變成一種普遍的社會取向，行善積德也演變成為一種必須的宗教實踐，與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。如明清時期的道教修煉以行善積德為外功，認為只有多積外功，才能最終使內(nèi)丹修煉有所成就。再如清末民初出現(xiàn)于四川西部的飛鸞教，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靜坐煉丹，徹悟至道為內(nèi)功，而以力行善事、廣積陰功為外功。或許是因為《太上感應篇》出現(xiàn)之前的積善成仙說猶如一縷輕煙般若隱若現(xiàn)，而其之后該修煉法門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覽無余，方才有學者將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門歸始于《太上感應篇》，而無視《太平經(jīng)》抑或《抱樸子內(nèi)篇》。確切地說，《太上感應篇》對積善成仙的修道法門起到推廣的作用，而并非其首創(chuàng)。該經(jīng)對積善成仙法門的發(fā)揚與推廣，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長生修仙術不再專屬于貴族，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擺脫以往服食煉養(yǎng)、齋醮科儀的繁縟禮節(jié)，為廣大普通民眾開啟了相對便利的修道方式。

　　二、融匯儒道思想廣促人間善業(yè)

　　《太上感應篇》含有儒道兩家思想。第一，道之求長生、成仙，齊物畏神的思想。如經(jīng)中提到道教的司功過之神：三臺北斗神靈、三尸神、灶神，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世人的表現(xiàn)，記錄人們的罪過，以讓天曹依此對惡者進行處罰。第二，儒之倫理道德規(guī)范。占有該經(jīng)最大篇幅的眾善諸惡之說，共列出26條善行和170條惡行，多以儒家“三綱”、“五常”之義理為判斷標準，如稱“忠孝友悌，正己化人”、“衿孤恤寡，敬老懷幼”、“不彰人短，不炫己長”等為善舉，而判“陰賊良善，暗侮君親”、“虛誣詐偽，攻訐宗親”、“輕蔑天民、擾亂國政”等為惡行。俞樾評價該書說：“此篇雖道家之書，實不悖乎儒家之旨”。第三，道家三緘其口，三善、三惡、古之慎言之說。因而《太上感應篇》所言“吉人語善、視善、行善”、“兇人語惡、視惡、行惡”等。眾善諸惡中的“縱暴殺傷”、“口是心非”、“造作惡語，讒毀平人”、“貪婪無厭”、“每好矜夸，常行妒忌”等，也多來自儒道。

　　《太上感應篇》不僅只簡單地兼容了儒道思想，更是“突出了傳統(tǒng)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——天道承負。大大縮小了宗教界限，得以勸化更多不同社會背景的群體行善積德。再之，《太上感應篇》流傳之廣，從帝王將相到漁樵耕牧，各階級各階層幾乎都有它的信奉者。當時許多世代書香人家，盡管門口貼著“僧道無緣”的標語，但在他們的案頭大都放著教導子孫的教育范本，如《太上感應篇》與《文昌孝經(jīng)》等。其次，《太上感應篇》流傳之久，從北宋真宗開始，賜錢刊刻，大顯于世，歷代受到推崇。半個世紀以前，佛家重印了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印光法師還親自作序褒揚。而在七八年前，福建省佛教協(xié)會佛教教育基金委員會又將其加以大量影印。一千多年來，這種善思想的傳播也漸漸形成了以慈善為榮的社會風氣?；仡欀袊糯壬剖聵I(yè)，在官辦慈善事業(yè)鼎盛的宋元時期，私人慈善活動開始零星出現(xiàn)，如范仲俺的“義田”、劉宰的“粥局”、朱熹的社倉等。至明清時期，社會慈善事業(yè)處于巔峰狀態(tài)，諸如育嬰社、普濟堂、同善會、清節(jié)堂等大量的民間慈善團體組織也開始涌現(xiàn)。素有“古今第一善書”之稱的《太上感應篇》，憑其持久而廣泛的影響力，對人間善業(yè)的興起、發(fā)展、普及自當功勞不小吧。

　　三、倡導除惡行善助創(chuàng)和諧社會

　　我國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，面對發(fā)展過程中的種種矛盾，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及時提出構(gòu)建和諧社會的戰(zhàn)略任務，黨的十七大則再次強調(diào)構(gòu)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。然而創(chuàng)和諧社會的實踐已達數(shù)年之久了，社會各個領域的諸多不和諧現(xiàn)象仍屢見不鮮，如奢靡浪費、家庭糾紛、盜竊搶劫、巧取豪奪、貪贓枉法、毀壞生態(tài)等等。因此如何更為有效地構(gòu)建和諧社會成為當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(yè)中的重要課題。胡錦濤總書記曾對和諧社會這一概念作過全面闡述：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，應該是民主法治、公平正義、誠信友愛、充滿活力、安定有序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。從該闡述中，我們可推知和諧社會主要包括兩個內(nèi)涵：人與人關系的和諧、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。所以若能促使這些關系趨于和諧，即是在創(chuàng)和諧社會了，而《太上感應篇》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惡思想對此有導向作用。

　　《太上感應篇》首先宣勸了26個善舉，如：“不履邪徑，不欺暗室”、“忠孝友悌，正人化己”、“濟人之急，救人之?！?、“不彰人短，不炫己長”、“施恩不求報，與人不追悔”、“昆蟲草木，猶不可傷”、“積功累德，慈心于物”等等，實則教導我們樹立善信念，并以慈善之心為人處世。倘若人人之心皆慈，人間之舉皆善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、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還有什么理由不和諧呢？“行善積德”當屬化解一切不和諧因素的良方。接著《太上感應篇》所竭力主張去除的170個惡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個層面，有關個人品行、家庭、經(jīng)濟、政治和對自然界的態(tài)度等，林林總總，面面俱到。該作者認為，在個人品行方面的惡行有：“以惡為能，忍作殘害”、“知過不改，知善不為”、“訕謗圣賢，侵凌道德”、“耗人貨材，離人骨肉”、“乘危迫脅，縱暴殺傷”、“斗合爭訟”、“貪冒于財，欺罔其上”等等；在家庭方面的惡行主要有：“抵觸父兄”、“用妻妾語，違父母訓”、“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順；不和其室，不敬其夫”、“無行于妻子，失禮于舅姑”等等；經(jīng)商的惡行有：“短尺狹度，輕稱小升；以偽雜真，采取奸利”等等。為官的惡行有：“輕蔑天民，擾亂國政；賞及非義，刑及無辜；殺人取財，傾人取位；誅降戮服，貶正排賢；凌孤逼寡，棄法受賂”、“妄逐朋黨”等等；對待自然所犯的惡行如：“用藥殺樹”、“訶風罵雨”、“無故殺龜打蛇”等等。世人但凡自省，在這物欲橫流、錢權(quán)至上的社會里，此中有多少惡行是我們司空見慣并且習以為常了的呢？諸惡不除，和諧社會永遠只可能存在我們口頭上，或在來世的彼岸里。所以，在當今邪惡已經(jīng)累行的社會時期，“懲惡除惡”必然該是創(chuàng)和諧的一大手段。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種種惡行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則將逐漸趨于和諧。若每個人都積極響應“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”，和諧社會離我們還會遠嗎？

　　綜上所述，《太上感應篇》雖生于中古，但對當時及現(xiàn)今廣大民眾修道成仙，對人間善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對當今和諧社會的創(chuàng)建都有不匪的現(xiàn)實意義，是一部極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。